广州亚组委也得到了国家各部门的协助，但受重视程度远逊于北京奥运会。在亚运会的核心工作环节——竞赛组织中，国家体育总局下辖的各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都被任命到广州协助，但各中心都要同时准备各种单项比赛、冬训等工作，精力有限。

　　高标准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之后，无形中成为很多赛事举办的标杆，就连全国运动会也难以幸免。

　　“广州亚运会的运行方案、场馆管理及组委会的整体框架等方面都参照北京奥运的经验进行，但在学习北京的过程中，亚组委发现有很多不容易学的地方。其实北京的标准太高，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很难复制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组委会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广州还是拉到了49家赞助，赞助金额是多哈亚运会的5倍，创下历届亚运之最，但要与北京奥运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北京奥运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亚组委在进行各项服务、策划时，都会参照这个标杆来鼓励自己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但许瑞生很清楚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的特点是按照自己的特色去做，无论场馆的建设、开闭幕式还是组委会的组织，都在寻找自己的特色。广州亚组委一直按照我们的承诺在做，不需要盲目去拔高我们的承诺。”

　　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也曾在一次亚运各单位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根据广州的实际情况，把问题解决了为主，这是根本的根本。

　　“只要把比赛办成，这就是实际。”广州亚组委竞赛部特聘专家张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给各个场馆发出的指令是：降低标准。只要不影响办赛就行；不要攀比，达不到北京那个规范就不要去达到。”

　　例如，北京在奥运会开赛前一年就建成了所有场馆，而根据实际情况，广州允许场馆在开赛前完工即可。

　　亚运会开幕前4天，由于公交系统不堪重负，广州市政府停止了“免费公交”的政策，社会反映褒贬不一。从亚运筹备到举办，广州市政府、亚组委的每一个举动都会面对民众、媒体的公开评价，这也是北京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时没有过的情况。

　　“组委会在用一种创新的精神做出自己的亮点，市政府也一直用坦诚、宽容、负责的态度面对所有的问题。”许瑞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让“亚运”为城市服务

　　广州根据亚运会惯例，没让火炬进行全亚洲传递，而是通过旅行社组织境外游的市民担任亚运志愿信使，向旅行目的地民众宣传亚运。这让广州节省了不少财力、精力。

　　此外，广州的务实更多地体现在场馆及亚运城的选址建设上。许多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场馆、运动员村、媒体村都相对集中，而广州亚运会广州赛区的53个比赛场馆却有些“夸张”地分散在12个区市之中。

　　距离广州市中心约30多公里的广州番禺亚运城是一个全新开发的住宅群，分布着运动员村、媒体村、主新闻中心、技术官员村，几乎所有的运动员、媒体人员都住在这里，而在它附近只有体育综合馆和沙滩排球场两个场馆。

　　不论运动员还是记者，每天都要乘坐亚组委提供的班车往返于各个赛场，其中最近的场馆离亚运城半个多小时，更多时候班车要开5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不同运动场之前的车程也多在半小时以上。

　　亚运城的选址原来有两套方案，一是靠近原有的广州奥林匹克中心区域，这是一个被广泛认为最容易实施的方案，因为这里有一批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的场馆群，地处城市中心，离总共拥有15个亚运场馆的天河体育中心和奥体中心也不远。

　　但最终广州市仍选择了第二套方案——番禺的莲花山下。“这是希望亚运遗产能让全体市民享用。”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广州要通过亚运场馆的规划布局，改善城市的空间，根据广州“南拓”的发展战略，亚运城将成为南部很重要的社区。”

　　“不停地奔波，永远都在路上”是住在亚运城的运动员和记者给人的最深印象。随着亚运赛事展开，赛程越来越密集，几乎每次遇见代表团成员或是记者，许瑞生都会听到大家疲于奔命的“抱怨”。许瑞生只能不断跟大家解释：这样做都是为了广州以后好。

　　在53个亚运会比赛场馆中，广州只新建了12个场馆，这些新馆都依照解决广州体育设施均衡问题而选址建设。其他场馆则是九运会、六运会和全国大运会留下的，虽然小，但足以应付亚运所需。

　　马术、射击赛场被分别建在路途更远的从化市和增城市。政府的盘算是，“可能会为两地新形态的旅游业或是新型的产业形式带来一些质的变化。”许瑞生说。

　　为了更便捷地到达分散的各亚运场馆，广州市着重完善轨道交通，现有80%的场馆与轨道交通相连。

　　一个有公民影子的运动会

　　在媒体强势背后，广州存在着一个比其他城市更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动地介入到政府关于亚运会的种种决策过程中，通过人大、政协，通过媒体，通过居民的行动，参与这场盛会

　　文/秋风

　　从筹备时起，亚运会就与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其他大型国际性运动会，及其他领域的重要展会大大地不同。

　　比如，对于筹备工作，广州媒体不只是报道建设的伟大成就，而是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场馆建设对民众产生负面影响，媒体也如实报道。这样的情形是其他主办城市所不曾有过的。

　　广州之所以在媒体报道上如此开放，固然是因为广州本身就有一个强大而优良的媒体传统，但也是因为，作为亚运会组委会之主体的广州市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亚运会有一个比较低调的定位，运动会只是个运动会，让运动会服务于城市的正常生活，而不是让运动会反过来支配城市。然则，广州市政府为什么会这样明智？

　　过去十几年来，运动会及其他领域的重要国际性展会，被各地政府当做重要的标志性活动来争相举办。很多城市争取不到有影响力的活动的主办权，就自己生造出各种概念，举办各种山寨版的活动。主办政府倾向于让这些活动规模最大化，如此一来，可以提高城市的国际形象。这样的国际形象，在城市政府眼里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另外，让活动规模最大化，政府也可以借此扩大征地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

　　由于上述种种考虑，主办政府倾向于以一种非常规的心态来对待这些活动。这个时候，固有的人力与资源的集中动员机制就会被启动：政府拨出充裕的资金，进行最为奢华的基础设施建设，场馆建设求新、求大、求洋。所有政府部门围绕这个活动，为此甚至不惜暂时搁置各部门的日常工作。政府在征地、施工建设过程中，也可能罔顾民众的权益，政府要求民众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作出牺牲。

　　这样的集中动员机制确实可以生产出一个接一个惊奇：新、大、洋的场馆令人乍舌，各种宏大的演出场面令人震撼，整个活动让人产生足够羡慕感，甚至可能产生一定利润。而这些威望、荣誉、利益，也正是主办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主办政府能够收获这些威望、荣誉、利益，当然也不错。问题在于，任何威望、荣誉、利益之取得，都是有代价的。而在集中动员机制下，这些代价通常会被转移给普通民众。同时，在集中动员机制下，这些收益的分配通常是不均衡的。具体地说，在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之间，向短期收益倾向。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收益向政府倾斜。在民众中间，则可能向有权有势者倾向。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政府投入到运动会的所有资源其实都出自民众，而过分追求奢华、却交通不便的场馆，在运动会结束之后就可能归于无用。又比如，政府只追求运动会在当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而忽略城市从中本来应当得到的长远的体育、文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