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现这种收益的失衡，根本原因在于，大型活动的筹备完全是政府主导的，而政府又十分强势：在预算安排、场馆规划、交通道路建设、配套设施等方面，都是政府说了算。在此过程中，公众几乎无从参与，表达意见。

　　而面对这样的大型活动，公众与政府的思考视野其实是大不相同的。从事物的性质来看，政府的视野肯定是比较短暂的，尤其是在官员任期越来越短的情况下，他们会致力于追求短暂的轰动效应，为此，宁愿让大型活动压倒城市的日常生活。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倾向于使用集中动员机制。为了这个短暂的轰动效应，甚至可以下令让市民的日常生活停顿。

　　相反，公众的视野是长远的。毕竟，他们长远地生活在这个城市，他们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也关心这个城市在运动会之后的未来。对他们来说，大型活动固然也可以带来风光，但即便在大型活动期间，日常生活还要继续。他们也会希望，在大型活动之后，用自己的税款修建的那些设施能够被大家便利地使用。因此，公众必然倾向于让大型活动服从于城市的结构、节奏。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州亚运会与众不同。其实，在媒体强势背后，广州存在着一个比其他城市更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动地介入到政府关于亚运会的种种决策过程中，通过人大、政协，通过媒体，通过居民的行动参与这场盛会。

　　因而，亚运会的决策，就在政府主导之外，部分地容纳了公众的意见。亚运会的运转，就不只是传统的集中动员机制在驱动，人们还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一些影子。正是这个尚不是很清晰的影子，让亚运会低调、务实了许多，让城市和它的传统更为亲和，让城市正常生活的负面影响也受到控制。

　　专访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

　　我不愿意广州以后用“亚运标准”

　　“我想当亚运结束，一个城市会进入常态化的管理，而不是什么‘亚运标准’。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城市进入一种更优良的行政管理、资源管理，而不是套用的某种标准”

　　本刊记者/唐磊 万佳欢(发自广州)

　　“广州还要磨合。”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肖天在亚运会开幕前公开谈论广州亚运会的不足之处，“综合性运动会业务性比较强，光认真还不够。”

　　面对自己人的批评，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许瑞生承认不足，就像他和亚组委团队，还有广州市政府，面对各方面的批评质疑一样，坦然接受，尽力完善，力求第一次在地方举行的亚运会得以圆满。

　　亚运会开幕3天后，许瑞生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各国举办亚运会、奥运会，开幕式都是突出国家概念，而这一次广州亚运的主题似乎更多地突出了广州这座城市，亚组委是如何考虑的？

　　许瑞生：广州亚运会在筹备之初就在寻找一种差异性，这体现在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要COPY任何一届运动会。

　　并不是说一个城市就代表国家，城市是国家的一分子，代表着国家的一个缩影，尤其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多元的、兼容的。广州广东是岭南文化的诞生地，这种文化和城市性格吻合，岭南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内地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举办国际综合运动会，地方筹办时有哪些先天不足？

　　许瑞生：广州亚组委，并不是广州市的亚组委，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和主办城市政府构成的组织，包括了省市中央各级各级的人员都有参与。

　　严格来讲，主办城市无论在省会还是另外的城市，基本上可以动用到各职能部门的资源，去统筹做事，也就是可以发挥体制的优势做事。

　　但非首都城市(举办)有本身资源、行政力量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在资源的调配、统筹上肯定也有不足。各项政策的审批，也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流程，还有一系列(不足)的东西。这需要组委会更加勤奋和努力地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相比北京亚运、奥运，国家对本届的关注期待是否没那么大了？

　　许瑞生：我再三强调，中央各部委都非常支持关心。国家体育总局也提供了大量的人员支持。组委会也非常珍惜这种支持。可能是因为地理的距离，在联络上会造成一种时间的耗费。

　　中国新闻周刊：在亚运决策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经验不足导致的失误？比如试行免费交通，但因乘客太多无法实行又取消改为发放交通补助？

　　许瑞生：这个和亚运组委会的工作是两块，我所回答的是组委会的工作。组委会主要是做针对注册的运动员、媒体(交通出行)的工作。市民免费乘公交地铁是由政府的层面做决定。组委会是组委会。

　　中国新闻周刊：你还有一个身份是副市长，政府制定这些政策时，你需要参加或提供意见吗？

　　许瑞生：我是副市长，相当于广州市政府派驻到组委会。政府决策时会咨询各方面的意见，有些会议我会参加。讨论免费交通，我是以副市长的身份参加的，不是代表亚组委。那是一个集体决策的过程，后来调整(改为发放交通补助)也是集体决策的过程。我更愿意谈我组委会的工作，请理解我。

　　中国新闻周刊：广州亚运会场馆的布局比较分散，运动员村、媒体村、新闻中心都离大部分场馆较远，带来了诸多不便。这是因为更多考虑了亚运后广州城市的结构和布局？

　　许瑞生：是的。广州在2004年就开始了整个亚运城市的计划，2005年亚运会场馆建设布局启动，2006年确定了布局。

　　其中提出了几种战略：一是多中心、多功能的综合战略；二是适当地积聚，而不是大积聚。这样可能会对运动员、媒体带来一些不便，但是也请理解，我们是为了城市所作的长远考虑；第三是场馆建设带动地区的联动发展。场馆布局中对旧城区注入新的活力，很多历史街区都得以恢复，城市的历史文脉也得以重新梳理。

　　这是一个完整的布局过程，既考虑到赛事的需要，更着眼于整个城市的长远的发展，是未来的、后亚运时代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亚运期间，广州在安保、交通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标准、策略。奥运会后，北京也有一套“奥运标准”，并会在某些时候成为一个高标准的代名词。广州的“亚运标准”在日后的特定时期会沿用吗？

　　许瑞生：广州亚运会对城市一个很特殊的贡献在于，城市本身规则的完善和行政理念的优化。

　　从我个人的理解，我不愿意用“亚运标准”。我想当亚运结束，一个城市会进入常态化的管理，而不是什么“亚运标准”。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城市进入一种更优良的行政管理、资源管理，而不是套用的某种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志愿者告诉记者说亚运是一个大Party，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印象？

　　许瑞生：广州亚运会筹备过程中，一直追求一种导向——这是一个欢乐的Party。当运动会回归到体育的本质中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快乐。亚洲的年轻人来这里竞技、进行交往的过程，更多的是快乐。所以组委会无论在宣传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工作方面都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目的现在达到了吗？

　　许瑞生：我很难说这个话题。我看到我的同事都是很累的，晚上要熬夜，所以我现在很难看出他们觉得现在是一个Party。不过我的同事都说：累，但是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