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耿

　　体育局官员陷入了国资委官员的两难困境。

　　亚运会金牌拿少了，肯定被骂；拿多了，也要被骂。国企搞亏了，被骂无能；进了世界500强，被骂垄断。这是转型期的困境，不是两头落好，而是两头落棍。这种困境在21世纪第一个年代之尾让各行各业心事重重。因为在这一年，我们将以数量计的各项事业做到极致。尤其有代表性的是GDP总量升至世界第二，但无快感，这被称为“二的纠结”。

　　向前追溯30年，我们以一种数字化生存的方式企图领跑世界。在一个无法保证绝对公平的大环境中，数字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这是数字的先进性。但在实践中，制度构建的本意往往跑偏，因为这关系到切身利益，“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横亘在眼前的数字掩盖了发展的本意成为终极目标。

　　数字的指挥棒调动起十几亿建设者。县长们竞争GDP，教授们竞争SCI，体育局当然是竞争金牌数。所以，“唯金牌论”绝不是孤立的，是目前数字式发展观的大语境下的一个注脚而已，可与各行各业的唯数字论合并同类项。这样做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背离发展本意，比如，金牌大省不等于体育强省。

　　往往被忽略的是数字化过程。总目标被层层分解成小目标，最终，每个人领到一个小数字，作为考核目标。这种被广泛引用的方式，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各行各业普遍实行计件工资、弹性雇佣。也就是说，只给卡着最低工资线的底薪，甚至是零底薪，月底按件给付工钱。在这点上，知识劳工与富士康的工人并无分别。弹性雇佣甚至算不上是正式就业。

　　数字化过程的另一图景是发展资源向数字高产者身上集中，造成两极分化。体育是两极分化的重灾区，一是富的人极少，穷的人极多，颇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二是贫富差极大，富的比肩娱乐明星，穷的在澡堂里搓澡。

　　可见，数字化过程本身孕育了对数字的反动力量。靠着按次出售劳动而谋生者，堕入贫困一极的越来越多，这时，两极就需像个沙漏一样反转。具体到体育界来说，就是日益增长的奖牌数量与人民群众不断下降的体质之间的矛盾，这也就回到了本文开篇的反思。

　　当国富到一定程度，必须反哺民富，否则就会造成“国”与“民”的分离。今天，我们已经具备这个条件、这个能力、这个自信，奥运会、亚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大国肌肉，此后，就要想办法怎样治理国民的大腹便便。毕竟，我们不再需要靠着体育金牌这条捷径寻找民族自信。

　　当然，基于现行的数字化思维积重难返，比较现实的做法是继续沿用数字，但给数字附上条件，比如为了这块金牌投资几何，折算成公民的公共体育资源又是多少，按照适当比例进行补偿，就像根据碳排放量种树。

　　在资源配置公平的前提下，逐步过渡到共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