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广州亚运会的开幕，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实现金牌第一之后的问题：中国体育该往何处去，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和奖牌数量第一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人们议论的是究竟能否突破200块金牌。

　　更重要的是，举办大型国际性赛事，作为国家实力的崛起的重大象征，已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所谓“成人礼”上得到了充分展示。在广州筹办亚运会的过程中，竞技体育本身固然不失其关注热度，但随着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对于中国已如家常便饭，更加回归到现代社会所追求的那些美好的价值观，比如共享举办成果等等，正在成为同等重要的议题。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可以如此断言：以广州亚运会为标志，竞技体育要向全民体育转变，体育事业应当被看作整个更广泛的政府转型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的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将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夺取奖牌和创造“政绩”，而是作为推动全民体育真正发展的催化剂。这意味着，“金牌是少数人的，健康是多数人的”，对于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整个民生的优化，从一开始就自觉以推动全民体育发展的标准来衡量竞技体育的成就。

　　全民体育的回归

　　全民体育最朴素的理念就是每个人都拥有强健的体魄、健康的生活。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竞技体育和全民体育的协调发展，国务院批准设立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颁布第一部专门为保障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权利、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而制定的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1995年起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10年底到期，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已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文本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背景是，中国竞技体育这些年在国际上高歌猛进，但国民体质却出现了隐忧。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正在上报汇总过程中，而根据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我国国民体质总体水平2005年比2000年略有提高，但隐忧犹存。国民肺活量、握力等身体机能综合指数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9.65%，身高、体重等身体形态综合指数也降低了0.86%。全国青少年肥胖、近视率5年间持续上升，初中生视力不良率上升速度为各学段之首。学生肺活量水平继续呈下降趋势。

　　毛泽东主席曾有两句著名的关于体育的话：“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发展全民体育，曾经与摆脱“东亚病夫”的历史记忆有关，体育的落后和国民体质的羸弱被看作是民族不解放的标志。而今天，虽然中国在和平崛起，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但来自国民体质的对于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担忧仍然能够激起强烈的共鸣。

　　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曾经在《人民日报》撰文直指“高身材、低体质”已经让中国青少年显得“外强中干”。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蒋效愚则比较了我国学生与日本学生体质体能之间的差距：2000年我国中学生身高、体重与日本同龄学生比，除高中17岁女生我国高于日本外，其余均低于日本。到2005年也仅14岁、17岁女生身高高于日本，其余均低于日本学生。比较两国大、中、小学生的握力和50米跑成绩，我国学生均低于日本学生。中国学生的体育活动不足是主要因素。

　　与之相对应的是，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社会性公共产品提供的不足。自2003年以来，社会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日益成为焦点问题，也是中国的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人们多关注教育、医疗、住房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问题。其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涵盖所有的社会性事业。而这些社会性事业包括体育，其基本弊病都是一样的：供应不足，收费昂贵，群体和地区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如此等等。

　　就体育事业而言，有些政府部门还没有从各级赛事的“金牌战略”中转过身来，把更多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全民体育上。相反，在国内的一些花费巨资的体育赛事中，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却在丧失，有的运动会日益成为各区域性代表队瓜分奖牌的分蛋糕游戏。

　　其实，由于全民体育发展的滞后，我国一些具有优势的竞技体育项目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以羽毛球为例，我国羽毛球项目战绩辉煌，诞生了100多名世界冠军，而乒羽中心主任、中国羽协副主席刘凤岩在中国羽协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曾坦承：现在有一个数字值得我们深思，根据乒羽中心的统计，近年来全国各地在乒羽中心注册的运动员只有1000人左右，上至国家队下到少体校，如果仅靠着这区区1000人如何能够保证我们的羽毛球事业持续发展？

　　全民体育的滞后，迟早会对竞技体育形成巨大制约，决策层显然看到这一隐患。也就是说，举国体制出金牌的战略迟早也会碰到自己的边界，因此，全民体育的发展将不应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它客观上也成了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继续提高的必要条件。

　　市场力量的突破

　　发展全民体育，离不开市场化的力量。以江苏无锡的围棋为例，围棋运作的市场化使得围棋日益普及。该市棋类人口约有10万，其中围棋人口尤为发达，约有6万人，仅仅学围棋的孩子就达到了3万多人。

　　而一些举国闻名、甚至举世闻名的体育明星的诞生，走的也不是举国体制的路子，而是“举家体制”。斯诺克项目中丁俊晖的异军突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无数人包括记者本人正是因为他的“举家体制”的成功而喜欢上了斯诺克运动，斯诺克领域也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选手。同时，中国斯诺克的产业化趋势，包括中国赛的举办，发展也很迅速。斯诺克的例子说明，让行政管理部门之外的社会力量进入职业体育，也能够迅速带动一个体育项目的迅速普及和全民化。

　　中国出了第一个男子田径奥运冠军刘翔，许多人高呼，中国男人从此站起来了。而日益增多的体坛个体户，则带给国人另外的感动和振奋。比如在国际职业网坛绚烂盛开的中国“金花”们，都曾是举国体制的受益者，如今管理部门明智地允许她们进行个人职业化的发展，她们也的确不断给国人带来惊喜。在举国体制下，一名专业运动员基本上从中小学直至最终进入国家高水平优秀运动队的整个过程均由国家支付一切费用与开销。如今，这一点已经不是唯一出成绩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些年中国很多体育运动项目的兴起和发展，是一种多元化发展模式的产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举国体制。举国模式有其独特优势。但在中国已经驶上市场经济的快车道之后，国家队之外必有个体户，举国体制之外必有“举家体制”，以行政区域划分的体育队之外必有市场化的联赛体制。

　　多元化模式的出现，从根本上是因为市场化力量的崛起，尤其是，全民体育的发展在市场经济领域体现为日益增长的体育性消费力量。国务院2010年初出台了体育产业振兴规划。正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民众日益“有钱，有闲”，体育产业的巨大潜力也被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策层看在眼里。比如户外运动，正是民众体育需求的日益多样化，直接决定了户外用品产业现在每年保持50%以上增速，受到各路资本的追捧。而姚明在美国的成功，背后也有中国市场的强大力量作支撑。

　　市场化还应该出现在体育事业公共服务上。根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结果，我国体育场地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均衡。81万多个体育场地(不含解放军、武警、铁路系统)，国有经济有64.4万多个，集体经济有12.6万个，公有制经济成分偏大，达到95 %以上，民间资本投入不足。加大政府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是要纠正多年形成的“重经济，轻社会”的发展思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某些环节可以采取市场化方式，而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需要多元化力量来满足。

　　当然，在市场化力量推动全民体育的过程，个人和集体产权关系，官办如何分离，公共服务体系如何更有效率，这些问题自然会出现。在这些方面，也应自觉以全民体育的发展为衡量标准，能够促进全民体育快速发展的就是好的。不利于全民体育发展的，就应该及时纠正。相关部门该放下身段就应该放下身段，不能够陷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误区。丹麦人大约1/3都是各类体育俱乐部的成员，只有500万人口的芬兰有多达7000多个体育俱乐部。它们不是金牌大国，但可以说它们就是体育大国。

　　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

　　发展全民体育，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理念问题必须厘清：一个现代社会，全民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强身健体，只是发展全民体育的直接效果。发展全民体育，最终是为了增强民众的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

　　在100年前，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主、国家富强的过程中，现代体育曾经被先贤们看作是培育国民国家意识的重要方法。从严复、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十分强调体育对于培养现代国民的作用。毫不奇怪的是，在追求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同时伴随出现的是这个民族对于现代体育的追逐。20世纪初期大量体育团体的建立，各种地方性运动会的举办，沿海若干城市中的所谓“万国运动会”，特别是全国运动会的举行和远东运动会的参加，都在强化着人们的国家和国民意识。

　　就是在不到20年前的央视春晚中，也曾经有这样的小品演出：参加万国运动会的一个有点犟劲的邮差和一个“唯上”的王爷，相互较劲，最终从对“最高指示”中解放出来，从对洋人的恐惧解放出来，勇夺第一名，扬眉吐气。演出赢得满堂喝彩。

　　如今，“打败洋人”的精神力量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动力。但这其实已经无需太多证明。如果说一部功夫电影中导演仍能深谙国人心理，需要利用“打败洋人”拉高票房的话，那么在体育领域，更迫切的命题是通过全民体育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相互滋养，才不会剑走偏锋。

　　其实，正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国人的志愿精神第一次完整展现在世界前面。以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为标志，2008年成了中国志愿者元年。自然灾害是偶然的，但体育赛事年年有，体育运动天天有。志愿精神的成长是中国社会公民意识成长的先声。

　　我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已故清华大学教授马约翰先生有一句名言：“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张伯苓也曾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不懂体育的，不应当当校长。”

　　重新回味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也许是有好处的。其创始人顾拜旦曾说：“当今世界充满发展的极大可能，但同时也存在着危险的道德败坏。奥林匹克运动能建立一所培养情操高尚与心灵纯洁的学校。”现行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写道：“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以乐于付出努力、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奥运老人何振梁对此的体会是一针见血，也有发言权。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延续了几千年的人治与宗法社会，留给我们的不是规则意识而是‘潜规则’意识。它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却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不讲规则或讲‘潜规则’在现实中流行着，这对青年一代法纪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培养是很不利的。严格意义上讲，公民是生活于法治社会的社会成员，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是公民的规则意识，即依照法律、规章、契约办事的意识。在公民意识教育中，应特别强调规则的教育，要让学生懂得，规则是硬的，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什么时候中国人都讲规则了，中国也就踏进了法治社会的门槛。”

　　全民体育，会是敲开那扇门的一块砖吗？这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文_本刊记者 赵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