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宝权最初的梦乡是当一名工程师，1990年北京亚运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届亚运会的意义何在？作为场馆建设者，耿宝权很有发言权。

　　本刊记者/侯佳婧

　　耿宝权坐在国家奥利匹克体育中心的办公室里，窗外景色尽收眼底。

　　25年前，耿宝权刚来这里的时候，看到的多是农田和旧工厂。1990年北京亚运会改变了北京城，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亚运会，我会和我的同学们一样，在某个建筑公司做工程师。但我现在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1985年，耿宝权大学毕业，专业是工程设计，他的梦想是做个工程师，“建大剧院、图书馆的那种工程师。”耿宝权大学四年成绩全优，他觉得这个梦想实现起来并不难，“成绩全优的学生在工作分配时都有主动权。”然而意外的是，他被学校分配到了亚运会指挥部，工作地点是离家很远的北京。“我是江苏人，江浙一带的学生理想的工作地点是上海，不想到北京这种离家远的地方工作。我还为此跟老师争论为什么要把我分配在边远地区。”

　　抱怨归抱怨，在不可更改的事实面前，耿宝权也只能服从分配，乖乖到远离北京市区的亚运会指挥中心上班。耿宝权当时这样想：一腔热血扑在亚运会场馆建设中，然后再想办法调回上海。

　　1985年，奥体中心开始筹建时，一眼望去还尽是农田，其间穿插着几家旧式的小工厂。由于没有修路也没有高楼，因此每到起风时这里就会漫天黄沙。“当时这边人并不多。只有一辆18路公交车的终点站设在这里，站名叫小关。通常到终点站时车里几乎没乘客了。”可以想象的到，当时耿宝权心里有多寂寥。

　　当时一同分配来的共有50名大学生，分散在奥体中心的7个项目部工作，耿宝权在英东游泳馆任工程组组长。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对于国人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没有建设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经验，耿宝权所在的小组每天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分析场馆设计，听取国家游泳队建议，与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前身)的游泳中心作交流……真正的场馆建设则更繁琐。“比如游泳场馆的泳道长度误差，按照国际标准，50米的泳道只许长不许短，而长出的误差不允许超过3mm，这给场馆的设计工程提高了难度。单是针对这个标准，我们就同场馆设计师做了3个设计方案。”

　　经过5年的建设，奥体中心在1989年正式竣工。耿宝权记得在竣工后，奥体中心还举办了庆功晚会，能容纳6000人的场馆座无虚席。“当时来了许多大腕，成方圆、李谷一都来了，那时大家都觉得能在这么先进的场馆演出，是种荣誉。”对耿宝权而言，最大的满足感则来自于家里的支持：“家里人得知我是在参与亚运场馆的建设，都觉得很自豪，我开始觉得当时来北京的选择是对的。”

　　真正的考验在亚运会赛事期间。担任英东游泳馆副馆长的耿宝权从开幕式前就睡在场馆内，白天工作12个小时。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工作间歇在场馆里看几眼比赛。“当时的赛场氛围很热烈，全场爆满。我过去只看女排比赛，亚运会时突然觉得游泳比赛也蛮好看的。”耿宝权笑着回忆。

　　不止耿宝权一个人这么想，亚运会掀起的全民体育热情在亚运会过去两年后仍未减退。1990年亚运会结束后，奥体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人们需要支付2块钱门票近距离体验亚运会场馆。“那真是人山人海，每天(观众)都排队参观，这样的场景一直持续了两三年。”也就是从这时起，奥体中心周围新增了五六条公交线路。许多旅行社也把奥体中心添加进了旅游景点中。如今，奥体北门有十余条公交线，站名叫亚运村。

　　看着鸟巢游人如织，耿宝权总会联想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头攒动的亚运村，一个个大型体育赛事不断加深人们对体育的理解，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如果没有亚运会，耿宝权也许会是个工程师，“那也就不会对体育，对一届赛事有深厚的感情。”

　　即将来到的广州亚运会，耿宝权会去考察亚运场馆，他也想感受下亚运会给那里带来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