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第九届远东运动会足球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踢成3∶3平局，中国队要求加赛，日本队迅速退场。

　　1930年，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进行。《申报》在“教育消息”板块连续报导了这次比赛，并从1930年5月24日开始设立“第九届远东运动大会特刊”专门报导本次比赛的情况。

　　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实力上雄霸亚洲，在诸多方面均野心勃勃，意欲称霸。因而也很想在本土举办的运动运动会上让亚洲“称臣”，故而对本届比赛处心积虑地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其中典型的一幕出现在和中国队的那场足球比赛的决赛上。

　　赛前，国人对中国足球队寄予厚望，此时的中国队不仅拥有“亚洲球王”李惠堂，同时戴麟经、孙锦顺等也已经名声大振。当时像由上海租界巡捕房的洋人组成的西捕队、英国商行职员组成的腊克斯队等这些在华不可一世的洋人队伍屡屡败在这些国脚之下。因此赛前谁都没有把由东京和关西两地选拔出的日本队放在眼里，有报纸甚至在赛前分析日本足球队的实力时，还使用了“足球队幼稚无能竟妄想锦标”的标题。

　　1930年5月15日上午10点，参加本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113名男女选手、22名职员登船启航东渡日本参赛。代表团总代表张伯苓在船上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吾人由外人掌下之体育事业收归自办以来，至今可谓得满意之效果”。张伯苓的这番评论，有三个人可以作为证据：刘长春、李惠堂、孙桂云。这三位独步亚洲的体坛明星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在男子田径、男子足球、女子田径上的实力。然而，在这艘油轮上，却并没有李惠堂，原因是这位球王的伤病在作怪：“进来足踝发肿，步履艰难”。

　　5月18日上午，代表团抵达日本东京。同一日，李惠堂还是忍不住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李惠堂说“此番东渡，适值足肿，不能为国宣劳，至以为憾，惟彼在场，必能引起其同伴奋斗之精神，故亦勉为之一行也。”可见这位球王对本次比赛的重视程度。

　　5月24日，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东京开幕。5月25日，日本足球队队以7∶2大胜菲律宾队。5月27日，中国队以上半时3∶0、下半时2∶0，总比分5∶0的成绩同样大胜菲律宾队，在本场比赛中，“戴麟经连中三元，叶北华、孙锦顺各获一球，黄瑞华满场飞，周贤言救险球。”

　　由于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均战胜菲律宾队，5月29日的比赛自然成为谁能夺得足球锦标的决战。中国队派出了12名队员，他们分别是：周贤言、李天生、李宁、梁贤赞、黄瑞华、陈镇和、曹桂成、陈家球、叶北华、戴麟经、孙锦顺和陈光耀。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场焦点之战中，中国队被裁判“算计”了。据报载，“裁判员既不公又违章，中华力争续赛日不允”。所谓不公，是指裁判明显偏袒日本队，我方进攻时经常会被“横加越位之罪，暗解日人之围”，上半场戴麟经打入一球就被判越位在先。而日本队进攻时，却又会将越位球判为有效，比如日本队打入的非常关键的第三个球，“裁判员方将声明越位，已含笛在口，旋见彼方队员拥入，遂宣布有效，我方守门，初以为敌人越位，故遂整暇，而不妨日人竟乘机踢入也”。

　　所谓违章，是指足球比赛九十分钟未分胜负的时候，按照国际规则，应延长比赛时间。但比赛结束后“日方队员登时退场，我方队员十一人皆伫立场中，以待延长比赛时间。”代表团的总教练马约翰向裁判委员会提出抗议，但是日方代表坚持其强硬态度，并最终通过了一个荒唐的决议：比赛以3∶3平局收场，无续赛的必要，本届远东运动会的足球锦标保留至下届运动会再定。国内有一位亲历者在一家杂志撰文提到，有位上火的华侨问他：“评判员(即裁判员)是否可以挨打？”他答：“有点不妙”，要不然，一定惹出轩然大波。

　　赛后，李惠堂客观评价了本场比赛：“今日之失败，其主因在裁判员之不公，次为我前方战将缺乏指导人才做敏捷之攻势，致阵法微乱，失去莫大之机会数次”。

　　日本队和中国队战成3∶3平并列冠军的消息成了次日东京各大报刊的特大新闻，日本人将这场比赛的胜利大书特书。而回国后的中国队却受到了国人的指责，足球队默默承担了这一切，1934年，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在足球赛场上，中国队以4∶3击败日本队，李惠堂踢入制胜的点球，洗雪了四年前的耻辱。

　　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落下了帷幕，韩国和日本均杀入16强，成为亚洲足球的代表。而日本队和巴拉圭的八分之一比赛中两队战成平局，点球开始了。当时我坐在电视机前，蓦地回忆起80年前的这场比赛，如果按照当今的规则，那场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八十年前往事，一时奔涌不息。

　　感谢广东藏友杨志疆先生、沈阳藏友赵帅先生提供藏品资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