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体育元老之一、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也加入“战团”时，由新华社评论所引发的“中国体育体制大讨论”，开始有了更多实质性的内容。魏老对中国体育有感情，他也许并不反对举国体制，但对体制内存在的诸多弊端却也看得比一般媒体人要透彻。

　　他提出“政府投入应该逐渐退出有市场的体育项目”，也提出“学校体育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两不管区域”。

　　本报记者在广州亚运会对多个国家队的采访，发现现状是，有市场潜力、体制没必要存在的项目，体制并没有退出，甚至还有加大投入的可能，而对灰色地带，体制却表现出了极度的无力感。

　　有市场也有成绩体制照样介入

　　台球九球姐妹花苦尽甘来

　　花季少女两年只花50块钱，6万美元奖金全部交给师傅保管，在举国体制的项目中，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奇闻？然而这却是发生在没体制、有市场的台球圈的真实故事，女主角是17岁的刘莎莎和22岁的付小芳，刘莎莎赢得了亚运八球金牌，付小芳摘得九球铜牌，她们的成功模式，和潘晓婷、丁俊晖如出一辙，那就是“家庭作坊”。

　　昔两年只花50块

　　6年前，东北汉子张树春借了1000块钱到北京闯荡，他收到了一个漂亮女徒弟，来自河南兰考白楼村的付小芳，后来，付小芳的邻居刘莎莎也来投奔，只因为听说那边“每个月能赚1000块钱”，从服务员到陪打再到世界冠军，刘莎莎的经历足够传奇。

　　亚运夺金后，刘莎莎告诉记者：“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爸妈给了我200块钱生活费，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200块钱很多了。两年花了50块钱，我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本来想把200块钱完整地交给爸妈，两年后，我把150块钱交给我妈，她哭了。”

　　在没能成名的日子里，刘莎莎和付小芳都陪人打球，“我们当陪打来挣钱，然后拿着钱去参加比赛，国内比赛都是需要自费的。”刘莎莎告诉记者，当陪打按小时收费，多的每小时50元，少的20元，最多的一个月，她赚过5000元。在那段为成功做铺垫的日子里，姐妹花不上网、不用手机，每天练球8个小时以上。

　　今想给教练买辆宾利

　　2009年，刘莎莎获得九球世界冠军，2010年付小芳也达到了同样的高度，姐妹俩不用再当陪打，也有了一大一小两个赞助商，每年收入达到几十万元，虽说只有潘晓婷的1/5，更无法与“金字塔尖”丁俊晖相比，但比起中华台北顶尖九球选手不到15万的年收入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来自中华台北的赖慧珊就告诉记者：“光靠奖金养不活自己。”这足以说明，中国的台球土壤是多么肥沃，连韩国“小魔女”金佳映都表示：“我未来发展的重点在中国。”

　　去年，付小芳台球俱乐部在北京朝阳区开业，付小芳透露：“有了球房就有了归宿，我是小股东，球房都是师傅在打理，我不想去分心。开球房花了80多万，都是师傅东挪西凑借的，之前我和妹妹所有的比赛费、吃住费也都是找师傅拿的。”于是，姐妹俩把两次世锦赛夺冠的总共6万美元奖金都交给了张树春，付小芳动情地说，“我现在的奖金一分钱都不会留，我都会很放心地放在师傅那里。谢谢师傅，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张树春透露，他还希望能在北京和江苏再开3到4家球房，他不想来上海开店，因为“那里是潘晓婷的地盘”。至于刘莎莎，也有信心赚更多的钱：“我想给妈妈买套房子，想给教练买辆车，就宾利吧！”

　　高尔夫

　　保安和女童撑起高球队

　　在高尔夫球没有进入2012年奥运会前，举国体制并没有向它展开怀抱；在广州亚运会摘得两枚银牌，被领队庞政说成是“实践和成绩证明高尔夫在中国符合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下的高尔夫球国家队，的确体现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优势，以前是球场保安的张新军和14岁女童阎菁得以在亚运会上大放光彩。然而，很多人同样质疑，即使不纳入体制，高尔夫这样有市场、受欢迎的高端项目，同样有潜质成为成功项目，政府为何还要上赶着投这笔钱？

　　小保安成“高坛王宝强”

　　谁说一定要家境富足的孩子才打得起高尔夫？

　　中国男队名列亚运男团第七，23岁的张新军位列个人赛第14名，这位有“高坛王宝强”之称的陕西小伙子有着相当不平凡的高尔夫经历。当年，初中没毕业的他到西安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当保安，很快，天资聪颖的他就改行成了球童，也开始有计划地练球。

　　2005年，陕西组建青年高尔夫球队，18岁的张新军入选，2008年进入国家队，并在去年的中国高尔夫业余锦标赛和今年的全国体育大会上夺冠。中国高尔夫球队特聘的外教罗伯特和吉姆说：“就目前中国的男选手来说，张新军是领跑者，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张新军告诉记者：“我的故事的确挺励志的，应该能激励更多喜爱体育、喜爱高尔夫球的年轻朋友！其实，从一名球场的普通工作人员到现在能代表中国参加亚运会，一路上也很不容易，经历了很多坎坎坷坷。”12月，张新军就要转为职业球手了。

　　14岁女孩阎菁夺两银

　　1994年广岛亚运会，张连伟夺得银牌，2010年广州亚运会，14岁的阎菁夺得女子个人赛银牌，还和队友黎佳韵(22岁)、林希妤(14岁)联手获得女子团体赛银牌。

　　与张新军不同，祖籍上海的小囡阎菁家境挺不错，她的父亲言明是高尔夫资深评论员，小姑娘原本在新加坡读书，为了备战亚运会，阎菁休学一年。打完亚运会，阎菁将回到校园：“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高尔夫球员，我也会尽全力朝这个方面发展，但是我现在还小，我想还是要专注学业，我父母也告诉我学业很重要。”

　　言明对女儿说：“亚运会好好玩，你把这场比赛玩好了。”一玩就玩出了两块银牌，言明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中高协和国家的培养，这与她的技术、身体素质也有很大关系。她还是学生，更重要的是积累文化知识，文化方面的底子对将来比赛很重要。她9岁就想将来打美国职业赛，如果有机会，还是希望她能继续为国参赛。”

　　没市场也没成绩体制难以推动

　　龙舟

　　完全可以搞名校赛

　　12日晚，亚运会开幕式最高潮的最后五棒火炬接力加点火仪式，在等了2个小时后，终于到来。记者当时在现场，还没有看到担任首棒的火炬手时，只能看着大屏幕上打出的中英文介绍：“吴国冲，中国龙舟队队长，广东佛山农民。”这个陌生名字所属的人，随后踩着“凌波微步”出现，掌声雷动，其中不乏带有意外性质的掌声。

　　6天之后的18日，首次进入亚运会的龙舟赛正式开赛，然而，在男子1000米竞速中吴国冲和他的龙舟兄弟们，并没有令人兴奋的成绩出现。由于耐力的缺乏，他们最终只取得第4，让很多追随他的观众们，稍觉遗憾，有点冷场。

　　事实上，亚组委捧起吴国冲，只是因为中国传统项目龙舟首次进入亚运，同时强调农民身份也是亚运会“全民”、“和谐”的符号，而龙舟其实并不在中国的体育培养体制之内，它没有太大的市场，也算不上多正式的比赛项目。

　　“我们之前就是佛山九江龙舟队，是龙舟之乡嘛，大家都是养鱼的，小时候就是划小木船到处跑啊。”吴国冲告诉记者说，“后来镇上组建了龙舟队，我们很多人就去报名了，也没想到国家队最后还是以我们九江龙舟队为基础进行建设，还挺开心和自豪的。”

　　然而，这个国家队并没有太多的投入，亚运会之前几年，他们都是自己训练、自己找比赛参加，偶尔顶上国家的名头参赛，其实也都仍然是自己在训练。1997年，他们为了备战一个国际邀请赛，队员们都上了公路练晨跑，但一辆醉驾大货车，一下子夺走了4名队员的生命，龙舟队一下子就垮了，被迫解散。直到一年后，当地两名企业家支持重组龙舟队，才一直坚持到今天。这样松散的组织，对国字号队伍来说，并不多见。

　　没有体制保障的龙舟队，也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各地逢节假日或者旅游节，会举办一个赛龙舟，但对龙舟队本身来说，这些收入不足以维持训练比赛，更谈不上养家糊口，俱乐部的运营靠部分的赞助，大赛时政府也会给一些。“23名运动员中，除5名新吸收外省籍的队员外，18人全部为原九江男队队员，都是南海、顺德一带的养鱼大户。”龙舟队的队员告诉记者说。平时靠养鱼等方式生活，在需要集中的时候再一起训练，而且大家年纪都很大了，平均年龄已经41岁，最终能取得第4的成绩，已经算很不错了。

　　列入亚运会比赛项目之后，龙舟本身的非奥项目地位，并不会让它有更多的改观。但同时，它却又是颇具中国符号的一项运动，因为它热闹、有节日气氛，在很多地方都有着群众基础，许多人甚至想自己上去试两手，这样的项目该如何发展？

　　“其实，我觉得龙舟有时候就是国外的赛艇，牛津剑桥有传统的名校赛艇比赛，全世界都关注，中国同样可以做到，在学校推广在社区推广，真推广开来，玩的人多了，要搞职业的队伍也方便选材，这几年龙舟的发展有进步的趋势，这样到时候自然会要市场有市场、要成绩有成绩。”国际龙舟协会秘书长胡建国说。

　　保龄球

　　最穷国家队的尴尬

　　米忠礼在后来的几天，不太敢接受媒体采访了，因为“最寒酸国家队”的帽子被叫出去之后，他和队友们都感觉到了“上面”若有若无的压力——尽管“上面”每个月只给他们发600元的非奥项目津贴，还不够他们吃饭的，但他们还是被领导们说得有点尴尬。

　　如果放在十年前，保龄球可不会像现在这般尴尬，那时候遍地兴建保龄球馆，似乎大家都一夜之间爱上了这项运动。但是现在全国90%的保龄球馆球道都已经被拆除，球馆变成了餐厅、酒吧等各种娱乐餐饮场所。“弧线球1500块一个，飞碟球1000块一个，我们练球，最起码一个月耗费一个球，所以我们就买飞碟球——高手一般练弧线球，我们一般练飞碟球，除了便宜，还因为没有这样的球道。”尽管保龄球挂在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运动三部，但部长、保龄球队领队崔伟红对这样的现状也很无奈。

　　现在所有人都在批评保龄球当年的“虚火”，但球队的人也同时认为，如果这项运动当年有爱好者的“年龄梯队”，在年轻人中普及更多，那也不至于随着前面一批人热情的衰退，而让这项运动整体崩塌。米忠礼当年放弃了白酒代理的工作，专心练球到甚至手指变形，“我对保龄球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可以说刻骨铭心，穷不穷的我都不在乎，我是真的喜欢打球。”国家队教练王宏也同样如此，他也是放弃了生意加入进来的，甚至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在他上岗时，都一度以为他只是短期的，但没想到他带队带到今天。

　　王宏带队，多哈输了，这次广州亚运会仍然没能赢，他有点不甘心，他并不指望所有人都像自己和米忠礼他们一样热爱保龄球，但作为一项国家还抓着的运动，至少得有点后备力量，他说：“别的国家都是挑队员，挑精英，无论是身材还是年龄段都让人羡慕。咱们则是拉队员，队里老的老小的小，如果不是因为喜欢打球，没人来。”

　　保龄球项目缺失的是后备力量，不能指望普通教育的学校兴建保龄球馆、普及保龄球，但既然它曾那么火，那证明它也不应该是闪电般退却的项目。更多可以在学校体育中开展、普及的项目，同保龄球一样，也并没有得到充分开展，就算知名度、可普及程度比保龄球高很多的排球，现在事实上也面临和保龄球一样的尴尬。

　　“在群众普及和青少年培养这一块，日本、芬兰、俄罗斯、巴西等国家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作为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考察了全球很多的国家，“我曾观摩过一年一度的日本全国小学生比赛，参赛队伍多达1000支；芬兰每年举办排球节，参与人数有9000人；莫斯科也在组织一年一次的排球节，也有很多学生参与。我们呢，排球在中国中小学生中的普及程度非常低，就拿今年的全国中学生锦标赛来说，只有700多名中学生参加。”在非体校性质、原本应该参与度更高的学校体育这块，都只有这么点人，那让体育系统高度重视的中国女排，到哪里去找人打球，让体育系统一点也不重视的保龄球，又到哪里去大海捞针？

　　本报特派记者 陈宏 张楠 广州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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