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亚运会期间，杨明发表《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指出中国竞技体育一家独大并非好事，会带来不少隐忧；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但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难道不是讽刺吗？此言一出，迅速引发公众热议。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殷宝林不仅给出了观点鲜明的回应——竞技体育就是要争金牌，而且直斥“某些记者为出名，总是炮制一些所谓‘高论’来颠倒是非”。随后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不少媒体及知名人士参与这场论战。拥护者、反对者各执一词。论战正酣之际，始作俑者杨明却保持沉默。昨天，广州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和奖牌总数果然是一家独大。杨明也打破沉默，与本报记者进行了对话。

　　“我为何突然选择沉默”

　　记者：亚运会期间，你挑起了这场反对惟金牌论的论战，却为何没有再参与讨论？

　　杨明：首先我声明一点，我不反对运动员全力去争取金牌，我只是反对惟金牌论。因而在亚运会期间，我保持沉默，避免让参赛的运动员受到影响。其次，我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早就存在这样的声音，今天不说出来，迟早也要说出来。但我发表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引起讨论，我不能说我的观点都是对的，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都重视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是竞技体育的金牌大国，一方面我们的国民体质却逐年下降。我们搞体育到底是为了什么，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从现在看，大家无论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都很关注这个话题，各方人士都在积极讨论。我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也不断推荐各种文章，既有与我观点相近的，也有反对我的。既然引起讨论的初衷实现了，我也暂时沉默，我也需要继续思考。

　　“一段时期，我脑子很乱”

　　记者：支持你的和反对你的，分为鲜明的两派，不乏重量级人物加盟，支持你的就不用说了，说说反对你的吧，有中国体育的泰斗级人物魏纪中，有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殷宝林，还有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也表示中国一家独大不是问题，甚至《人民日报》上也有人撰文与你辩论。我不知道最近半个月来你有没有承受压力，或者说，你还坚持你的观点吗？

　　杨明：实话实说，我有时候真不知道自己对还是不对，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有一段时期，我脑子很乱。看到中国男篮夺冠，我真为他们高兴，我比谁都渴望他们能拿到亚运会金牌。看到国旗升起，我也一样激动。但冷静下来一想，我认为我的观点还是对的。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亚运会期间，我也不断搜集一些数据，我在微博上也希望大家帮助我搜集数据，亚运会结束后，我将发表一篇文章，到时候，我不想多争辩，我将用数据说话。

　　“竞技金牌促进全民健身，我反对”

　　记者：在反对你的观点中有一个共识，就是竞技体育的金牌能够促进全民健身的发展，并用乒球和羽球为例。殷宝林副团长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日前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认为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完全是两个范畴，即使有促进也是很有限的。

　　杨明：所谓竞技体育成绩上去了，将促进大众体育的开展，我反对，这个观点是缺乏依据的。他们拿乒乓球和羽毛球为例，我可以给出相反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五连冠的女排，上世纪90年代高居世界亚军的女足，2002年男足进军世界杯决赛圈，实现了出线足球的目的。我要问，这些项目的竞技成绩也曾经辉煌过，现在的状况又怎样！你看看现在还有几个女孩子打排球，踢足球，男足的注册球员又有多少。

　　“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区分是我们独创，国外没有”

　　记者：您列举的反例恰好是三大球。这一点我也思考过，我认为恰恰是我们强调竞技层面的金牌战略，损害了三大球的开展，尤其是基础。我在想，如果我是地方体育局局长，我会发现，如果培养出体操世界冠军，跳水世界冠军或者游泳世界冠军，这个选手有可能在奥运会上一个人拿到三四枚甚至更多的金牌，比如李宁和菲尔普斯这样的选手。与培养几个天才比较起来，三大球就难多了，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因而，自从1988年奥运会后确定奥运争光计划后，各个地方体育部门都把重心投入到短平快的奥运项目上，三大球就是这样被荒废的。

　　杨明：即使我们发挥举国制优势只抓三大球，不惜血本加大投入，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去进行潜规则，然后我们三大球都拿了世界冠军。这又有什么用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体育的内涵是什么，竞赛的本质又是什么。比赛的英语是game，但这个单词的本来含义就是游戏，不是你死我活的war(战争)。但在我们这里却被分裂了。国外体育从来都没有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这样的分类，这是我们的独创。正是这样的划分，让我们背离了体育的本质，让我们的体育职能部门变得极端功利性，他们很明确，搞体育的政绩就是拿金牌。

　　“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上的投入各是多少，很多单位不愿提供数据”

　　记者：正是我们这样人为划分，让殷宝林有了反驳你的依据，就是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并不矛盾，但全民健身不仅是体育部门的事，还有教育等全社会的参与。你瞧，人家理直气壮呀！于是我也跳出体育圈外，咨询了一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他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一年的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金时，就有了旅游和健身的消费需求，也就是全民健身。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国家的体育政策应该向大众体育倾斜而不是竞技体育。坦率地说，与竞技体育的投入比起来，我们在全民健身上投入还远远不够。杨明：不瞒你说，我也在寻找我国在竞技体育上的投入和全民健身上的投入之比，但很遗憾，我找了一圈子，没有多少部门能给我提供准确的数据，到目前只有一家地方体育局给我提供了一些数据。正如你所说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金，大众体育需求意识增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众的体育情结已经变了。金牌意识和健身意识同样重要。中国体育或许正处在这样的过渡期。这是否意味着体育总局职能也要发生转变，既然他们也承认说全民健身不是体育部门一家的事，那好，比方说，我们把体育总局划归教育部，问题是体育总局愿意吗，过渡期间，机制如何理顺，又需要多长时间。

　　“我没想过出名，但我坚持我的观点”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殷宝林说你想出名，你的同事徐济成替你辩解了，说你已经很有名气了。你自己怎么看待？

　　杨明：我写那篇文章真不是为了出名。不是我名气很大，不需要撰文赚取眼球了，而是希望把我想说的话表达出来。说实话，这么多年，我们媒体不也是盯着金牌，盯着明星吗，我们这些记者何曾关注过老百姓的健康。如果中国体育的重心真的从金牌至上向全民健身转变，我们这些体育记者不也要重新定位和适应吗，难道我意识不到其中的风险吗！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面对大部分中国人亚健康，面对国民体质20多年来日益下滑，作为竞技金牌大国，中国体育应该反思，我们最终的目标究竟是金牌强国还是体育强国。本报记者 梁军